“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评论③
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包涵
今年6月26日，是第31个国际禁毒日。禁毒工作事关人民幸福，事关社会稳定，事关国家发展。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着力推进禁毒机制创新，着力完善和毒品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其中专门提到“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的禁毒工作导向。事实上，这一指示也对戒毒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预防”本身有双重含义，既包括对于预防未吸毒人员染上毒瘾的一般预防，也包括帮助已经染毒之人革除毒瘾的特别预防。戒毒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将吸毒者的毒瘾予以戒除，同时避免吸毒者再次沾染毒品，从而实现特殊预防的功能。在“遏制需求、减少供给”的禁毒战略当中，戒毒也是“遏制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前，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的意见》，也明确建立以分期分区为基础、以专业中心为支撑、以科学戒治为核心、以衔接帮扶为延伸的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这一意见的核心意旨，就在于对强制隔离戒毒措施进行规则化改造，在意见当中明确了“统一设置生理脱毒区、教育适应区、康复巩固区和回归指导区，并建立戒毒医疗中心、教育矫正中心、心理矫治中心、康复训练中心和诊断评估中心五个专业机构”的强制隔离戒毒所标准，即是以“安全管理”为特征的强制隔离戒毒措施向“科学戒治”为要义的转向。
戒毒制度的构建是以对吸毒者提供必要福利的形式，以戒治毒瘾作为手段并使之复归社会的行政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吸毒者吸食毒品的行为，虽受到“自伤不罚”的原则限制而脱离了惩戒的范畴，但由于吸毒行为非理性的特征以及对于社会的潜在威胁，国家有必要采取戒毒措施教育与矫正吸毒者，同时将社会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起到社会防卫的机能。也就是说，戒毒制度的立法目的，是将吸毒者从毒瘾的积习当中解脱出来，并且预防其可能引发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有鉴于此，我国一直很重视戒毒制度的构建，2008年的《禁毒法》从国家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新的戒毒制度和措施，并且在2011年颁布的《戒毒条例》当中予以了明确与细化。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戒毒措施，包括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所组成的架构。在整个措施体系当中，有轻缓的社会内处遇制度以及机构化的行政处理，形成了“轻重相举，协调适配”的戒毒制度。然而，在目前的实践当中，社会化措施有弱化或者虚置的现象，强制隔离戒毒的人数近几年较为平稳。相比之下，社会化戒毒措施却萎缩严重，例如自愿戒毒措施。截至2018年5月，全国一共只有57家自愿戒毒医院，共有床位2940张。按照《禁毒法》第三十一条和《戒毒条例》第一条的规定，戒毒制度的目的都在于“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实践和制度设计的背离，体现了在目前的执法当中，社会内处遇的戒毒制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事实上，国家已然认识到当前的困局。2015年12月15日，国家禁毒委办公室等11个部委和社会团体联合发布的《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规划（2016—2020年）》当中，提出了在戒毒措施上“整合基层资源，依靠人民群众，帮助吸毒成瘾人员戒除毒瘾、融入社会”；在戒毒的社会力量上应当“广泛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全面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建立集生理脱毒、心理康复、就业扶持、回归社会于一体的戒毒康复模式”。在这一被称为“8.31”的工程当中，社会化的参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有了明确的时间表。这也为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志愿者等多元资源的参与提供了规范保障。
对于强制隔离戒毒，国家也有意识地在不断地予以规范和完善。即便在制度上体现为“公安—司法”强制隔离戒毒的双轨制模式，在具体的措施实施上也在不断修订相应的规范。
为了保障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执行效果，公安部于2011年9月发布了《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办法》。相应的，2013年4月司法部发布了《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定》，以此来衔接和规范不同机关各自负责的强制隔离戒毒工作。2018年5月29日，在安徽合肥召开的全国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座谈会上，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指出，当前，司法行政戒毒工作正从转型进入定型。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应着力构建统一完整的戒毒工作链条，形成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形成各个环节紧密相连、各专业中心协同作战、所内戒治与所外延伸帮扶一体运作的工作格局。
2018年，《禁毒法》颁行十周年。在这个节点上，从戒毒制度的实施历程进行观察，可以看出我国的戒毒制度在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已经逐渐显露出“人性化、社会化、法治化”的特征，在制度构架上的不断进步，在具体执行上的日臻完善以及在实施理念上的逐渐进化，都体现出契合新时代建设的图景。可以想象，在坚持这些理念与思维的基础上，我国戒毒制度架构和措施执行必将更加科学、合理与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