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归

　　最近一段时间，四川宜宾的14岁“问题少女”罗某流窜作案的新闻，牵动人心。据媒体报道，罗某只有14岁，居无定所、行踪飘忽，流窜四川宜宾、云南水富等十几城偷盗;她会搭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生，花钱大手大脚;她曾被送入工读学校，却不服管教逃学，到社会上各种游荡。

　　报道中，来自家人、学校、村委、妇联等各方面的说法，似乎都拿罗某没办法，甚至由于其年龄太小，公安机关也对其无可奈何。乍看起来，这位“问题少女”问题多多，而在惩罚与救助方面，各方似乎也已尽力了。但是，当我们仔细审视罗某的成长环境，便会生出一些感慨来。

　　罗某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带着妹妹离家出走，父亲迫于生活外出打工，将其寄养在叔叔家。一句话，花一样的年纪，却在像草一样生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一个还未满14岁的孩子，哪怕她已经自我放弃。更何况，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针对罗某的问题，不少法律界人士呼吁要提高担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下限。但是，这并非解决问题的思路，因为这压根儿不是一个司法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到罗某达到了16岁或者18岁，再名正言顺地把她关起来，而是从现在开始“拯救”她。

　　法治的要义，绝不在于事后惩戒，而在于事前预防，努力消除违法犯罪的诱发因素，让违法犯罪的欲念不再滋长。这就回到了社会环境的综合治理上。是贫穷与缺爱造就了罗某，秉持缺什么补什么的逻辑，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不在法律惩戒上，而是要从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着手。

　　事实上，罗某的问题不是个案，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现象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是低龄化，二是呈现出区域性和家庭方面的共性。如2016年11月，湖南省慈利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卖淫案进行宣判，被刑事处罚的7人中，5人案发时未满18岁，3名受害者中有两人未满14岁，1人刚满14岁。

　　长期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检察官张永平和王金倩，曾梳理研究2013年至2015年的128份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报告发现，涉罪未成年人家庭情况属于留守、单亲、离异的占比近80%。这些犯了错的孩子，几乎都和罗某一样是留守儿童、来自偏远地区，并且很多还是单亲家庭，或者常见难以见到父母。

　　2016年，民政部、教育部、公安部曾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统计得出，不满16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902万人，其中有至少36万农村留守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这种“监护真空”，才是诱发类似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关键。

　　因此，我们要突破个案思维，多思考一些社会共性，追寻问题的源头，消除诱发因素。比如，可以从罗某的家庭入手，解决他们的困难，创造一定的条件，让罗某通过亲人的团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拥有爱的教育。再比如，可以对罗某进行一定的心理干预和感化教育。

　　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英国就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针对不同程度的犯罪倾向，分阶段采取干预家庭教育的措施，建立申斥、最后警告、赔偿令、行为计划令、养育令、强制滞留和接受训练令、儿童安全令的惩戒项目。当然，具体到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即使干预了家庭教育，可能家庭教育自身也很乏力。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社会机构能够更多地参与进来。在英国，有个名为“YOT”的组织(青少年犯罪研究小组)，就是政府牵头，将警察、社会福利机构、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志愿机构等联合组织起来成立的专门机构。我们可以效仿的是，一是多鼓励社会力量;二是将零散的救助力量整合起来，而不是各自发力。

　　没有问题少女，只有问题家庭、问题教育、问题社会。在关于罗某的新闻报道中，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是罗某举着一张纸，纸上写道：“小姐姐，小哥哥们，可以拥抱下我吗?我的心情很低落。”这就是她内心深处的呼唤，她不是一个“坏女孩”，而是不被上帝眷顾的孩子，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拥抱她呢?

　　责编：王海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