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作为灾害频发的发达国家，在吸取一次次重大灾害教训后，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制机制。
从2019年12月8日我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入住医院至今，已近3个月时间。这期间，相关部门针对疫情发展不断采取防控措施，各地疫情防控已出现良好态势。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在新冠肺炎的应对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多次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徐州医科大学卫生政策与健康管理中心副教授谈在祥表示，但仍应看到，我国在公共卫生安全管理机制体制方面，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这也是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所忧虑的。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钟南山在2月27日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表示，这次暴露的短板，我们CDC（疾控中心）的地位太低了，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特殊地位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相比之下，美国、日本作为灾害频发的发达国家，在吸取一次次重大灾害教训后，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体制机制。
风险监测与预警
早在21世纪初，德国学者Ulrich Beck就提出，今天我们正处于风险社会，某些局部或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灾难，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因此，要实现管控前移，注重风险预防。这其中，对风险点的监测尤为重要。
“回顾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在防控上最大的问题还是前期的监测与预警存在不足。”谈在祥回忆道。
相比之下，美国的预警与监测系统则相对完善。谈在祥说，2009年美国应对H1N1流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年4月13日，在收到地方上报的病例后，疾控中心敏感地察觉到，在非流感爆发期出现该类病例的不同寻常之处，于是迅速采取措施，于4月14日由实验室进行病毒检测。到4月15日，疾控中心已掌握H1N1病毒的基本情况，并向全国发布检测信息和预警信号。4月21日，疾控中心通过其主办的期刊《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公开指出病毒可能具有传染性，并接受媒体询问。
这样的反应速度，以及信息的公开透明，应归功于美国疾控中心的独立性。前疾控中心主任Tom Frieden曾撰文指出，定期向总统作重大健康问题汇报是他在职期间的职责之一。这种直接接触政府首脑的方式，保证了疾控中心的独立性与权威性，使有关疾病信息能够及时到达政府高层。
在这一设置的基础上，美国疾控中心还与各地医疗卫生机构联系紧密。Tom Frieden表示，其向各州、市卫生机构拨款数十亿美元，并与这些地方机构达成合作协议。除了资金支持，疾控中心还派遣工作人员进入各地卫生机构任职，工作时间至少两年。与地方卫生机构的紧密程度使其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相关疾病信息，并通过疾控中心内部的垂直管理，迅速上报相关信息，到达高层。
鉴于此，谈在祥分析中国的情况时介绍，原则上，在地方疾控中心收到医院上报的特殊病情，需逐级上报给省、国家疾控中心。但在现实中，地方疾控中心往往先向作为领导部门的地方卫健委汇报病例信息，经过允许后，再报给上级疾控中心。“多地卫健委主任并没有医学教育背景，缺少医学常识。”谈在祥表示，这让他们在决策时，更易受到地方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无法果断做出科学决策。
他指出，对流行病认知的不足会让一些地方官员产生侥幸心理，试图悄悄在当地展开隔离治疗工作，自行解决问题。“确实有一些传染病流行的强度和广度较低，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遏制。而一旦疫情无法控制，就会导致遏制疫情良机的错失。”
另外，权威性不足也使得我国疾控中心的决策不受重视。对此，谈在祥认为，首先应加强我国疾控中心的独立性。“同时，应当对公共卫生部门或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者，尤其是地方部门领导，提出一定的医学专业要求。”谈在祥提出。
结合诊断与治疗
在收到相关病例信息后，后续处理则主要为诊断和治疗。谈在祥介绍道，在美国，疾控中心配置有大型移动实验室，兼具诊断和医疗职能，可以直接开到一线，提升救治效率。
而在我国，此次疫情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则处于分离状态，由疾控中心和医院分别完成。医院发热门诊接到疑似患者后，将病例样本送到疾控中心进行检测，发现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医院才能确诊病例，再进行治疗。
这样的设置一方面使得病例样本在转运途中存在病毒泄漏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使防疫效率大打折扣。“早期有大量疑似病例无法及时确诊，原因就是疾控中心规模有限，人力、物力各方面资源不足，这其中耽搁的时间就大大增加了传染的机会。”谈在祥说。
根据我国情况，他建议，可以有规划地在全国建设一批区域性公共卫生中心，融合诊断和治疗功能，缩短中转时间，以提高检测效率。“这无需新建。”他表示，只需赋予一些有条件的大型医院相关职能，并投入经费，进一步提升其硬件设施，如配置实验室、负压病房等，完善医院检测系统，以此分担疾控中心的检测压力，这将大大提高地区整体诊断能力。
实际上，目前已有一些大型医院担起诊断任务，并取得不错效果。“希望能将这样的设置体系化、常规化。”谈在祥提出，有关设备平日里可作病毒研究，即使再次发生疫情，也不至于手忙脚乱。
加强宣传教育
在此次疫情期间，为了加强公众的防控意识，有关部门做了不少工作。从专家通过各大媒体呼吁戴口罩、少出门，并多次进行相关辟谣，到社区工作人员督促居民量体温，甚至实行封闭式管理，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随着疫情发展形势趋缓，一些群众却开始放低警惕，多地餐饮店、景区出现民众不戴口罩、甚至随地吐痰等现象。谈在祥提出，关于防灾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应随疫情缓解或消失而停止，“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尤其是在如今的风险社会，提高民众的防灾意识意义重大。”
在这一方面，日本尽管在此次疫情应对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对防灾教育宣传的重视依然值得我们学习。他介绍道，日本由于灾害频发，尤其是地震多发，因此实现了防灾救灾教育的常态化，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就会展开各种灾害的演练。同时，日本的相关宣传教育几乎覆盖全体国民，不仅针对成人，更是从孩童抓起，针对不同年龄段，形成不同的宣传方式，以提升孩子们对这类宣传的接受度，让他们从小形成这方面的意识。
另外，日本还通过设置灾害日，建立巨灾纪念馆等教育基地，来提升人们对灾害的警惕性。在这样的防灾氛围中，除了家庭常备急救包，里面有食物、水、口罩等物资，以临时应对紧急情况，日本人还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公共场合极少发生随地吐痰、咳嗽不遮掩等不卫生行为。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我们也要加强平常的防灾知识宣传，如传染病知识普及等，并扩大宣传教育的受众。”谈在祥说，同时，还要普及相关法治教育。在这次疫情中，很多病人明知自己已确诊，还无所顾忌地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甚至对医务人员吐唾沫。“要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属于犯罪行为，可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或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通过加强相关法治教育，强化公众的法治精神，才能从源头上减少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